中国人向来认为“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也一向十分重视制定发展规划。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如今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高层次的战略发展规划一直指引着国家的大政方针和前进方向。在教育方面，中国制定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传统由来已久，如近年来制定过《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和《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规划具备前瞻性、方向性和合理性的特点，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指引高等教育战略方向和发展路径的纲领性文件。目前中国高教界在分析现实教育情况的基础上，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未来，对中国高等教育2035进行了探讨。然而，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的目光更为长远，已经对2050全球高等教育远景规划展开讨论。为了使中国高等教育紧跟并引领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步伐，进一步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我们也亟须探讨中国高等教育2050发展的基本方向，筹划2050中国高等教育远景规划。

一、世界高等教育2050远景发展规划

除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和部分国家的政府外，世界各国不少学者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世界高等教育2050上，对高等教育的长远发展进行了讨论和构想。2021年3月上旬，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举办的“未来高等教育”专家工作坊，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25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疫情时期的在线高等教育、发展中国家文化传统对未来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以及高等教育与人类可持续发展间的关系等话题展开讨论。受邀专家学者包括国际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大学校长和联合国相关机构的负责人等。各位专家学者提交了论文纲要，并在线上工作坊进行了讨论交流。本文第一作者作为中国及东亚国家的唯一代表也受邀参加，提交了题为“迈向高水平的普及化：中国高等教育2050”的论文纲要并进行了交流。概括而言，各位专家学者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世界高等教育2050作了展望。

其一，实现可持续和生态性发展。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带来的巨大损失，使与会专家学者普遍意识到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专家学者认为，未来高等教育应秉持生物的普遍性和非人类中心的发展理念，关注地球上的“所有实体”，包括人类和非人类、有机体和非有机体，并为应对气候危机等全球性生态和可持续发展问题贡献力量。著名高等教育研究学者、伦敦大学学院巴内特（R.Barnett）教授认为，大学本身必须成为在最广泛意义上的生态性大学，即大学必须在外部和内部与其所纠缠的生态系统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新西兰怀卡托大学史密斯（L.T.Smith）教授也表示，高等教育系统是建立在对地球、人类和其他实体关爱的价值基础上的，应该致力于创造幸福和福祉。这些观点与2021年联合国《学会融入世界》报告中强调的发展可持续性的教育、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突出教育的生态价值等观点一致，反映出实现高等教育的可持续和生态性发展已经成为联合国以及部分世界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共识。

其二，构筑人的职业生活和终身发展的基础。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不断扩展的背景下，不同年龄、职业的人接受高等教育已经不再遥不可及，因而部分专家学者对未来高等教育在促进人的职业生活和终身发展、实现个性化学习等方面承担更多的责任持乐观态度。牛津大学全球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马金森（S.Marginson）教授认为，未来高等教育应使学生具备自我反思能力，并且为毕业生提供持续的自我养成和终身完善的动力。同时，高等教育应确保毕业生有能力从事基本工作、创业或集体生产等，并在课程教学中为学生逐渐过渡到能自食其力地生活作准备。厄瓜多尔中央大学马卡斯（S.Macas）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应该是适合每个学习者的时间和空间组合，应允许学习者自由发展能力和学习专业知识，以建立和实践自己的生活。印度大学协会秘书长米塔（P.Mitta）教授关注到高等教育场域拓展和形式转换给终身教育发展带来的契机，她表示，未来高等教育的场域和对象将不再局限于大学、教师或某一课程，随着免费在线学习资源的丰富，未来教育将把学习者视为一个完全独立的人，可以终生通过多种渠道学习，并根据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和素质获得就业机会，而不是根据所获得的学位。可见，在部分专家学者看来，未来高等教育机构应为不同职业和年龄的人提供终身自由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并提升他们的专业素养和职业技能。

其三，关注普及化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公平性问题。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已有许多发达国家和不少发展中国家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但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这并未促使高等教育变得更公平，一定程度上甚至加剧了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一方面体现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区域高等教育不均衡，另一方面表现为不同阶层和群体间受高等教育机会的失衡。例如，马金森教授认为，高等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城市现象，以农村经济为主的经济欠发达国家被排除在外。由此，一种基于受教育程度的新的“种姓制度”正在逐步形成：富裕家庭的社会再生产通过精英教育实现了合法化，而普通大学毕业生则不受重视；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更是被排除在社会主流之外，成为现代化的“贱民”。英国巴斯大学高等教育管理国际中心主任奈多（R.Naidoo）教授也认为，全球高等教育呈现不均衡发展，在贫穷国家，地位高、资源丰富的大学只招收精英阶层学生的现象愈加明显，与此同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中有越来越多资源匮乏的高等教育机构被指定为专门招收最弱势的学生。可见公平性问题仍是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亟须解决的难题。

其四，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专家学者普遍认为，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更加突显了世界各国间的相互关联性，未来的高等教育既是各国机构和机构、机构和学生间交流的途径，也是不同知识领域相互贯通的中介，体现出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的特点。约旦大学副校长玛杜布（A.Y.Majdoubeh）教授认为2050高等教育应是一个基于混合学习、科际整合和强有力的国际参与的体系，即结合面对面的校园教育和在线学习；学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学科，从混合学科和同时接触多个学科中产生新知识；在教学、研究和联合学位方面进行合作，促进思想以及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国际交流等。巴内特教授指出，高等教育互联互通是未来发展的核心，大学作为一个与世界联系的机构，其知识活动联系着世界和其他机构，教育过程联系着世界、其他机构和学生。米塔教授认为，学生将有机会学习不同大学的多种课程，而不仅仅从一个大学获得学位，由此未来大学可能会采取开放的形式，消除地理和制度的障碍，为学生提供进入和退出的多种选择。可见，伴随疫情冲击下国际社会关联性的增强以及在线教育技术的发展，未来高等教育的开放性、联通性和国际化程度必将进一步提升。

其五，保持公共性和公益性，应对突发的社会危机和挑战。正是由于未来高等教育在实现可持续发展和世界互联互通方面的重要作用，部分专家学者期待高等教育能保持公共性和公益性，主动应对突发的社会危机和挑战。康奈尔大学非洲发展研究所所长阿西-伦巴（N’Dri Thérèse Assié-Lumumba）教授认为，目前僵化且相互排斥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让位于更具包容性、灵活性和多样性的教育系统，同时要充分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潜力，这将有助于更好地减少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提比兹（F.Tibbitts）也希望，未来高等教育机构能通过教学、研究以及与政府和民间社会的接触，保持高等教育的公益性，为建设更加和平和公正的社会作出贡献。奈多教授则认为，面对狭隘的政治和市场压力，大学的相对自主性需要得到加强。大学应在以营利为目的的研究和以高等教育对全球福祉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功能为重点的研究之间取得平衡，以创造真正的创新空间来应对全球挑战。在疫情的冲击下，高等教育机构应对突发社会危机和挑战的重要性得到进一步凸显，因而未来保持高等教育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将研究的重心放在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指数和社会抗风险能力方面，是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

限于篇幅，本文只是简略地介绍了一些代表性专家学者的观点，但已可以大概看出国际上对2050高等教育的观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国际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网站为“未来高等教育”专门设立了主页，将25位专家学者的论文纲要同时以英文、法文、西班牙文三种版本上传并提供下载。

二、筹谋2050中国高等教育远景规划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学会融入世界》报告提出七大教育宣言并展望2050年及以后教育远景，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界已经提出2050未来高等教育愿景的情况下，中国高等教育学界和高等教育主管部门也应有“更高和更远的思维”，未雨绸缪，立足于《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和《远景纲要》，吸收国外已有的有益经验和成果，适时开始筹谋2050年高等教育远景规划，以体现大国担当并提升中国教育国际影响力。我们认为，将来着手制定2050年中国高等教育规划时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更高的高等教育质量

无论是《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的“使高等教育的全球竞争力显著增强”，还是《远景纲要》提出的“建设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都将高等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摆在突出位置。面向2050，我国需要更高的高等教育质量。

其一，要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阶段进入大众化、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办学理念也从注重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工具价值转变为工具价值和学生的个人成长个体价值并重，而以学生为中心的高等教育发展理念已初露端倪。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程度的进一步提升，对于接受高等教育，学生的可选择范围将扩大，选择也将更加理性，个体发展的需求将上升为重要的价值追求。当前的高等教育模式还难以全面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的需求和助力终身发展的目的。对此，高等教育应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大多数人面向未来的生活作准备。具体而言，应增加高等教育的多样性和灵活性，并继续探索本硕博一体化培养、多学科交叉培养、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高技能人才培养等灵活多元的人才培养模式，以满足学生个性成长和终身发展的需求。

其二，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得对高等教育应对全球突发事件挑战能力的要求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不但需要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培养各领域所需的建设者，还应瞄准基础学科和关系国计民生的关键领域进行研究，引领科技变革和技术提升，并应对全球突发事件挑战。正如奈多教授所言：“大学应该站在建设一个人工智能潜力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的世界的最前沿，让人们摆脱繁重和重复的工作，为有意义和有益于人类的活动创造机会。大学应围绕伦理和激励机制的改革展开讨论，以便智能机器的创新能够以边缘化社区的愿望和需求为指导，而不是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未来我国的高等教育也应继续保持为全体社会和国民的公益性和公共性服务的基本属性，积极在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物联网、虚拟现实、扩增实境、量子计算等新兴技术领域开展研究，并尽可能地缩短科技变革速度与培养掌握上述技术的劳动力之间的时间差，从而培养知识渊博、技能娴熟、拥有良好价值观的毕业生，提升国民生活的幸福指数和便利性，同时减少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更好地应对突发危机和挑战。

（二）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

面向2050，我国需要更加公平的高等教育环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的公平问题主要集中在区域、大学和群体之间。

首先，在区域之间，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教育一直存在东中西部的区域不平衡问题以及城乡入学机会的不平等问题。譬如，从现阶段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分布来看，呈现东部集中、中西部较少的分布态势。以2017年首批入选“双一流”建设A类名单的36所大学为例，东部地区共计有25所，占总数的69.4%，而中部和西部地区分别为5所和6所，仅占13.9%和16.7%，这与2017年中部和西部人口分别占中国总人口的26.5%和27.1%的比例很不相称。当然，区域之间经济、文化发达程度差异颇大，东部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有历史与现实的因素，但也不宜差距太大。因此，从《教育规划纲要》到《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再到《远景纲要》，我国的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都不约而同地强调推进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振兴，并采取了诸如试点推行省部共建、部省合建大学、中西部招生协作计划、农村地区招生专项计划、少数民族考试加分录取等措施，以推动高等教育的区域均衡发展。未来我国应继续加强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资源倾斜，在完成《远景规划》中“提高100所中西部本科院校的办学条件”目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扩大和改善中西部高校办学条件的数量和范围，并加大对中西部高校在师资引进、设备更新、教师进修、招生协作等方面的政策支持。

其次，在大学之间，当前一定程度上存在高等教育资源相对集中于部分精英大学，而占大学数量比例和培养毕业生人数最多的普通大学的资源则相对不足的现象。正如马金森教授所言，政府渴望建成“世界级”研究型大学，而普通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私立大学的资源则相对不足。当前统筹推进的“双一流”建设，也可视为集中全国之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举国工程”。这在高等教育精英化和大众化阶段，是培养国民经济建设各领域关键人才、提升本国科技文化水平的必要之举，但随着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以及普及化程度逐渐提升，应注意校际资源均衡问题，尤其在2035年以后，临近2050年之时，不应再扩大校际办学资源差距。因而对于公办大学而言，应保障各校基本办学经费充足，并合理规划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的发展路径；对于非营利性民办大学而言，应享受相应和公办大学平等的政策支持，并获得相应的税收减免和奖励待遇；对于营利性民办大学而言，也应在强化监管的同时，落实相应的税收优惠制度和其他政策支持。

最后，在不同群体之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向更深层次发展，保障弱势群体拥有平等的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同时避免对仍因各种原因未能接受高等教育者的“学历歧视”，是维护不同群体间平等接受高等教育权利所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对此，应持续改善农村和偏远、欠发达地区的基础教育水平，提升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水平，继续实施高校招生农村专项计划、少数民族专项计划等针对弱势群体的支持政策等，充分保障弱势群体平等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对于暂时未能接受高等教育的群体，大学应通过开放社会培训、技能进修的方式，真正实现促进人的终身学习和终身发展。

（三）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格局

面向2050，我国需要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格局。这一方面体现为与国际交流和接轨，另一方面体现为对国内民众的开放和透明。

在后疫情时代，线上教育的技术水平和适用范围都在逐步提升，使得跨越大学、国界和地区的高等教育活动越来越频繁地开展。未来的世界会更加体现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虽然未来大学的边界并不会因此而消失，但国际社会的联系和互动会因此愈发紧密和频繁，高等教育国际化将进一步发展。未来高等教育既是各国机构和机构间、机构和学生间交流的途径，也是不同知识领域相互贯通的中介。因而我国也应坚持高等教育的国际开放战略，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必将更加开放与包容，除了扩大高等教育国际化规模以外，还将注重国际化质量提升，依托“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世界各国及地区间的文化交流与人才流动，增进国际理解与友谊，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应有的力量。

此外，大学也应该走出封闭自己的高墙，与那些留在象牙塔外的人进行教育交流。因为大学不仅服务于本校师生，随着未来在促进科技进步、引领智慧生活等方面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以大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职能，相应地和其他社会成员的联系也愈加紧密。因而除举办公众开放日、邀请民众进校实地参观、主动向社会公布学校办学情况等之外，大学也应将教育功能更多地向社会成员开放，通过举办公益性质的科普讲座、开办短期社会培训和技能进修班的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文化知识，使社会成员的职业素质和技能得以提升，助力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这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和工作年限延长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

（四）高度重视生态的高等教育

面向2050，我国需要高度重视生态和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

进入21世纪以来，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到党的十八大后强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再到党的十九大后着力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我国对于生态环境的重视被摆在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高的地位。相应地，高等教育也应配合国家战略布局，将生态观念和意识摆在突出位置。从联合国及其附属机构的相关文件和世界各国学者对于未来生态环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可以看出，2050年的高等教育必将高度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重视物种间的平等，重视可持续发展，重视生态正义。对此，我国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学中也应融入和凸显生态保护意识，向学生传递物种平等的非人类中心思想，使学生能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己在其中应扮演的角色，自觉维护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同时，科研机构应将部分研究的注意力放在生态保护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积极发挥高等教育的生态价值，为化解气候危机等全球性生态问题贡献力量。

总之，“人无远虑，必有近忧”。2049年是新中国成立100周年，与2050年这一21世纪的中点基本重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国专家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和讨论世界高等教育2050远景的情况下，向来注重长远发展规划的中国应“风物长宜放眼量”，结合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筹划中国高等教育2050的长远规划，考虑如何描绘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愿景和宏伟蓝图。在这一过程中，应注意吸收各国及学者的设想和智慧，在原有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基础上，深谋远虑，谋划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加开放、更重生态的高等教育发展新格局。相信在新中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中国高等教育一定会实现更高水平的现代化，中国将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强国。（资料来源：2021年《高等教育研究》第7期）